僅僅四週前，美國特種部隊入侵委內瑞拉，攻破委國最安全的設施蒂烏納堡（Fort Tiuna），綁架該國實質的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及其妻子弗洛雷斯（Cilia Flores），並在行動中造成一百多人死亡。此後這對夫婦的命運便在美國媒體的視野中消失，他們自此一直被關押在惡名昭著的布魯克林（Brooklyn）聯邦拘留中心。兩人曾於法庭上對美國所捏造的「毒品恐怖主義」指控，提出無罪抗辯，並將於3月17日再次出庭，當日僅會處理審前動議事宜。

他們的兒子尼可拉斯．馬杜羅．格拉（Nicolás Maduro Guerra）公開一則由美國律師所轉達的訊息，馬杜羅聲明自身與妻子安然無恙、精神飽滿，並表達堅定信念：「我們將守護生命，守護權力，守護革命。」

儘管美國法律體系裁決馬杜羅與弗洛雷斯的命運時，進展緩慢，但「守護革命」的口號在1月3日襲擊事件後，卻以驚人速度曝露其本質，委內瑞拉正轉變為半殖民地，完全屈從於美國帝國主義的戰略部署，以及完全屈從於美國能源集團的利潤需求。

國務卿盧比奧（Marco Rubio）在 1 月 28 日向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時清楚闡述此事。

盧比奧為美國政府與馬杜羅的前副總統、現任「臨時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合作（Delcy Rodríguez），以實現美國在委內瑞拉的目標辯護。他堅稱，這樣做避免了內戰的危險。美國的利益將經由控製石油以左右委內瑞拉，「由於我們的封鎖，石油無法流通」。石油佔委內瑞拉出口收入的90%，而委內瑞拉則擁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儲量。

國務卿描述了一個屈辱且腐敗至極的體系：美國會壟斷委內瑞拉石油的銷售，所得收益則會存入卡達的離岸帳戶。他表示委內瑞拉政府「每月將提交預算案，列明所需要資金項目」，並補述道，華府「會事先告知他們這筆錢不能用於哪些用途」。至於剩餘資金的去向，則無人知曉。

盧比奧讚揚羅德里格斯所領導的政府「極具合作精神」，指出該政府已接受相關條款，將「直接向美國採購藥品與醫療設備」，同時也將引進石腦油及其他稀釋劑，用以降低委內瑞拉所生產的重質原油密度。委國先前一直從俄羅斯進口此類稀釋劑。

盧比奧繼而指出，華盛頓與卡拉卡斯正在「認真討論如何削弱與消除伊朗、中國與俄羅斯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盧比奧稱讚了後馬杜羅時代的卡拉卡斯政權以閃電般的速度強行通過該國《碳氫化合物組織法》（Organic Law on Hydrocarbons）的「改革」，並宣稱新版本「消除了查維斯（Hugo Chavez）時代在石油產業私人投資的諸多限制」。

批評人士認為，上週四在委內瑞拉國民議會所強行通過的「改革」遠不止於此。它帶委內瑞拉回到半個世紀之前，回到1976年首次國有化之前，甚至回到1943年通過第一部《碳氫化合物法》之前，該法確立了國家與美國石油公司之間「五五分成」的利潤分配制度。

有人認為，要追溯到1930年代臭名昭著的獨裁者胡安．維森特．戈麥斯（Juan Vicente Gómez）的時代，當時只有海灣石油公司（Gulf）、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與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等三家外國企業，在委內瑞拉98%的石油產業，行使著不受限制的控制權，為戈麥斯提供了足夠的資金，中飽私囊、收買政治支持者，並資助他

雖然委內瑞拉名義上保留了對該國地下資源的主權，但所謂的「改革」實際上已經拱手讓出開採與商業化的控制權給華盛頓與大型石油公司，包括石油會賣給誰，以什麼價格出售，以及國家將獲得多少收入。

「臨時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以及她的兄弟、國民議會議長豪爾赫．羅德里格斯（Jorge Rodríguez），在國營石油公司PDVSA向石油工人，也是不得不聽他們發言的聽眾接連發表煽動性演說。

德爾西．羅德里格斯藉此機會回應華盛頓關於殖民主義政策的直白聲明。川普的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在達沃斯（Davos）接受採訪時表示：「美國目前正在主導委內瑞拉的政策。它讓前政權的某些人物繼續掌權，使他們能夠依照華府的指示，治理國家。」

從貝森特所說的實質內容與語氣來看，他的言論與美國官員（包括川普本人）所發表的傲慢聲明，並無二致。然而在此情境下，德爾西．羅德里格斯卻以財政部長貝森特那番不妥的言論為藉口，刻意擺出強硬姿態。她宣稱「華府對委內瑞拉政治的干涉夠了！應該讓委內瑞拉政治自行解決我們的分歧與內部衝突。」

她接著強調：「我們不應該害怕能源議程，無論議程是來自美國，或是來自世界其他國家。」換言之，即使委國屈從於華盛頓的指示，也要處理好內部政治事務。

她的兄弟豪爾赫的演說更是煽動與粗鄙不堪。他一方面譴責那些自詡「比紅更紅」的官員，他們腐敗地佔據國家的石油財富為己有，卻剝奪了工人應得財富。但這些未被點名的惡棍，難道不是羅德里格斯兄妹最親密的盟友與同夥嗎？他接著對聚集的石油工人引用他祖母所說的諺語：「貓是什麼顏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牠能抓到老鼠。」

任何稍微涉獵世界政治與歷史的人都知道，不過羅德里格斯顯然並非僅只是稍有涉獵政治與歷史，這句箴言是中國共產黨前領導人鄧小平所提出的核心口號，並用以合理化中共拆除1949年革命後所建立的畸形工人國家所殘存的國有財產關係，以及拆除經濟計劃體系，以使中國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在委內瑞拉的語境下，這句話可以歸結為：「委內瑞拉的石油是由自身所控制，或由外國石油公司所控制都無所謂，只要錢進入國庫就好。」

在國務卿盧比奧作證的參議院聽證會上，最引人注目的時刻之一是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里施（Jim Risch）參議員在開場時提問。這位愛達荷州共和黨人指出，儘管聽證會並非在「機密環境」下舉行，但他希望盧比奧向委員會說明，先前國務卿曾向他透露，關於如何為1月3日襲擊事件「鋪墊基礎」的細節。里施坦言：「你向我描述你與總統如何與當地各方協商的過程，讓我很欽佩，特別是關於馬杜羅下台後將掌權的那些勢力。」

盧比奧回應，既冗長且避重就輕，通篇都在譴責馬杜羅是個騙子，華府無法與此人達成協議。盧比奧顯然認為，在馬杜羅遭綁架後，若公開美國與「即將掌權的各方」在1月3日之前雙方的談判內容，此事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這次交流似乎進一步證實了先前的報導，即羅德里格斯家族，或許還有委內瑞拉領導層中的其他人等，在馬杜羅遭綁架之前，已經與川普政府會商，同意與華盛頓合作。

「馬杜羅必須下台」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報導出現在2025年1月的《衛報》，該報援引多位解羅德里格斯家族與華盛頓之間談判的匿名消息人士的說法指稱，他們「事先經由中間人秘密向美國與卡達官員保證，他們會歡迎馬杜羅下台」。

一位參與談判的美國官員告訴《衛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告知華府，她已經準備好介入：「德爾西傳達的信息是『馬杜羅必須下台』。」另一位熟悉談判的人士則是引述羅德里格斯的話：「無論談判結果如何，我都會配合。」

該報導並補述道，「雖然羅德里格斯家族承諾在馬杜羅下台後協助美國，但他們並未同意，積極幫助美國推翻馬杜羅。」

儘管現任「臨時總統」可能劃出如此微妙的界線，但委內瑞拉國內普遍懷疑，這場旨在逮捕馬杜羅與弗洛雷斯的行動，之所以「完美無瑕」、「精準無誤」，更未遭遇有效抵抗，實際原因在於委內瑞拉安全部隊內部勾結美國所致。

莫斯科駐委內瑞拉大使梅利克巴格達薩羅夫（Serguéi Melik-Bagdasarov）的說法有力地支持這項推測。他告訴俄羅斯24電視台（ Rossiya-24）的記者，美國的行動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委內瑞拉官員的疏忽，以及該國某些官員串通美國情報部門。俄國大使描述該等行徑為「叛國」，並表示這種勾串早在1月3日的突襲行動之前就開始了。大使更指稱，莫斯科知道那些「系統性地為美國情報部門工作」的人的名字。

俄羅斯常駐聯合國大使涅本齊亞（Vasily Nebenzya）上週在接受同一個電視台採訪時，亦表達類似的觀點：「委內瑞拉政府中無疑發生背叛，他們也公開談論此事。某些高層人士實際上背叛總統。」

儘管馬杜羅的個人命運確實可能遭遇背叛，但是我們並沒理由相信，他會採取截然不同的策略，因應川普政權的黑幫行徑。正如他本人與川普的聲明所顯示，他準備拱手讓給華府一切。他與華府唯一的爭論在於，美國要求他交出總統職務，並且離開委內瑞拉。

此外，馬杜羅政府與雪佛龍公司（Chevron）所達成的關於在「反封鎖」措施下開採委內瑞拉石油的協議，已為目前正在進行的全面私有化提供明確先例。

自1月3日美國發動犯罪攻擊以來，委內瑞拉局勢動盪發展的根本驅動力，並非羅德里格斯家族的叛國，或委內瑞拉軍方指揮部某些成員的叛國行為，而是查維斯主義（chavismo）及其「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的歷史死胡同，以及更廣大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與整個拉丁美洲所謂的「粉紅浪潮」（the Pink Tide）運動的死胡同。

在查維斯（Hugo Chávez）執政的鼎盛時期，查維斯政府能夠利用石油價格飆升所帶來的盈收，支付社會援助計劃，使社會中最貧困的階層受益。

隨著查維斯離世，以及馬杜羅接任後，緊接而來的商品熱潮崩潰，乃至於美國制裁制度加劇，貧困再度惡化，政府日益轉嫁國家經濟危機的重擔到工人階級身上。

委內瑞拉因而成為拉丁美洲最貧窮、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31%的財富集中在最富有的1%的人手中，而社會底層一半的人卻僅僅擁有3.6%的財富。

從根本層面而言，「玻利瓦爾革命」（The Bolivarian Revolution）從來未能解決委內瑞拉經濟的歷史性詛咒：該國經濟過度依賴單一原材料，即石油的出口，而石油絕大部分出口目的地仍是美國。這使得委內瑞拉始終面臨全球能源市場波動的衝擊，同時也使該國曝露於美國制裁體系，最終更遭受華盛頓的軍事封鎖。

在德爾西．羅德里格斯的領導下，查維斯主義現今以傀儡政權的形式出現，政府的經濟、軍事與外交政策皆受華盛頓擺佈。如果我們要找到美國更為赤裸裸施加新殖民統治於南美，就必須回溯至《普拉特修正案》（the Platt Amendment）時期的古巴或是美軍佔領下的尼加拉瓜與海地。

政府的主要獨立職能在於捍衛自身核心支持群體的利益，包括安全部隊，以及所謂的「玻利瓦爾資產階級」（boliburguesía），這群委內瑞拉資本家經由政府合約、貪污與金融投機累積財富，並組成該國富裕階層。

委內瑞拉工人階級為查維斯所創立的運動所走的這條恥辱道路，付出了慘痛代價：廣大群眾陷入貧困，數百萬人被迫移民，而那些為捍衛工資與勞動條件而奮鬥的人們則被誣衊為「反革命分子」，並且遭到鎮壓。

查維斯主義的命運暴露了所有偽左翼團體的反動角色，其中最突出的是帕布洛派（the Pabloite）與莫雷諾派（Morenoite）組織，這些組織宣揚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爾革命」開闢了一條擺脫帝國主義壓迫、走向社會主義新道路的幻想。

相反地，這為拉丁美洲提供了又一個悲劇性且代價高昂的例證，印證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反面案例。托洛茨基已然指出，在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裡，那些歷史上與資產階級革命相聯繫的民主與民族任務，是無法由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實現，民族資產階級與世界資本主義緊密相連，且相互依存，該階級故而畏懼來自底層的革命。這些民主與民族任務遂只能由工人階級的領導，從而完成，工人階級將被迫奪取政權，轉向社會主義措施，同時尋求使革命擴展到國際範圍。

查維斯主義沉船的慘痛教訓，以及更廣大意義上的整個粉紅浪潮運動的失敗，必須由工人階級最先進的階層所汲取，以在建立新革命領導層的鬥爭中，即以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分支形式，即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實現此一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