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Repression in Tibet: the class issues” 是世界社会主义网编缉部(www.wsws.org)于2008年4月15日发表的声明
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镇压因为全球多个城市爆发的一系列的游行示威，西方大国对北京的行为提出的评击以及威胁要抵制北京奥运而成为了国际的焦点。
大多数参与这些示威的人无疑是真诚的关心西藏人民的，但道义上的愤慨并不会使西藏人民的痛苦减少而且容易被人利用。人们应该还记得科索沃和东帝汶人民的遭遇吧，他们的危难突然被用作借口来进行所谓人道主义的军事干涉。十年过后这两个国家成为了被外国军队长期占领的附庸国，而广大民众仍然深陷于贫穷和失业的泥潭之中。
在全球经济加速放缓，各国阶级矛盾日渐尖锐以及帝国主义间的冲突不断激化的条件下，众多的民族和种族问题在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纷纷爆发。媒体对某个种族压迫是否进行报道只取决于列强的利益。美国总统布什虽然谴责中国对付西藏示威者的手段，他的政府却全力地支持斯里兰卡政府再次挑起残暴的族裔战争和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而这些只是长期的民族冲突的其中两个。
中国成为焦点不是偶然的。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资本主义爆炸性的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各地区的政治和战略均衡。中国对能源，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巨大需求使其与现存的世界强国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企业都依赖中国这个巨大的廉价劳动平台并且依靠中国的警察国家制度镇压工人对低工资与恶劣工作条件进行的反抗。与此同时，中国的竞争对手们—尤其是美国—又忙于应对中国在战略和经济方面对他们自己妄图称霸世界的计划所构成的长期威胁。
在过去八年里，布什政府不断寻求加强与一连串国家结盟，自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起，延伸到澳大利亚和众多的东南亚国家，一直到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侵略阿富汗首先是出于华盛顿霸占中东和中亚丰富石油资源的野心。西藏的重要性在于它邻近中亚和南亚的战略位置以及它尚未开发的矿产资源。布什政府暂时还没有显露出要利用西藏分离主义进行科索沃式的军事干涉。但华盛顿通过对此问题的炒作还是给未来保留了这个选择的可能性。
当今的世界局势很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列强之间对抗的情形。在西藏问题上装腔作势地讲道义，拿中国与苏丹和缅甸政府的关系等问题作文章，都只是美国及其盟友方便向中国施压和干涉其内政的政治杠杆。这样的做法有其内在逻辑，就是必然会引起这些地区冲突的激化，并把这些冲突推向一场新的全球性冲突。中国是决不会自愿地容忍西藏独立的，正如美国不会因为某个对立的大国挑起贫困的因纽特人起来反抗就会让阿拉斯加分离出去一样。
布什，英国首相布朗以及法国总统萨科齐这些“世界领袖”对中国西藏问题的那些假惺惺的声明充满了伪善。相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对伊拉克进行新殖民主义侵略而每天犯下的丑恶罪行，中国当局在西藏的镇压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美国政府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在国内外显示了对民主权利的彻底蔑视。所有那些现在对西藏人权问题大作文章的政府和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都是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罪行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帮凶。
在西藏问题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的同时，中国各地工人农民的示威抗议却完全被沉默掩盖。中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起反抗血汗工厂式的工作条件以及抗议政府贪污腐败的示威游行。就在拉萨骚乱前夕，广东省番禺一家日资卡西欧工厂发生了4000多名工人罢工的事件，超过20名工人在与武警的冲突中受伤，10多名工人被逮捕。据估计，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带之一的珠江三角洲平均每天都至少有一起千人以上的劳资纠纷事件发生。
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对西藏的镇压是不应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支持的。北京对西藏示威者采取的警察国家的手段跟通常用来镇压国内其他反对派的手段是一样的。中国政府承认至少有22人死亡，而在印度的西藏流亡团体则认为真实的数字高得多。成千上万武警已经进驻西藏和邻近省份，过千人被逮捕，武警也查封了拉萨主要的寺庙并且严密地监视着当地的群众。
北京指控这次事件仅仅是由流亡印度的“达赖集团”阴谋策划的说法并没有说服力。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可能借着奥运这个契机制造了星星之火，但实际上是北京为事件的爆发提供了易燃材料。中国当局是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绝无任何关系的。北京的官僚机器是在为一个势力强大和迅速崛起的资产阶级管治着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北京当局的市场改革政策大大加深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同时又因为在政治上依赖汉族沙文主义而加剧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紧张关系。除非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目标而进行斗争，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劳动人民被压迫的状况都不会有解决的方法。
阶级问题
在这次事件中，媒体和各种的示威团体几乎一致认为这次西藏的动乱是一种文化和宗教的镇压而忽略掉了背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由于政府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特别是由于2000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市场经济关系对西藏的渗透导致了工商业活动的迅猛增长。2006年青藏铁路的开通使更多的投资进入了西藏，但是大多数藏人并没有因此受益。只有少数的西藏精英分子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而百分之八十的藏族青年还是处于失业状态，同时超过三分之一的藏人生活在官方的贫困线以下。
《华尔街日报》3月27日发自拉萨的报道指出，“虽然政府坚称这次暴乱是由少数的僧侣煽动的，但是采访似乎表明参与的是大量的人而且是出于其他的原因。一位政府官员指出很多参与掠夺的都是些失业的青年。”其他的报道则指是拉萨市里那些最穷的藏人的不满的爆发，他们很多是因为市场对土地以及廉价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求而被迫进城的农民或是牧人。
《商业周刊》在3月17日指出中国因为寻求把制造业基地扩展到更边远的地区和开采未开发的矿产资源而导致工商业的狂热发展。去年，中国对西部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了3970亿美金，增长率达到28%。其中的400亿美元是中央政府投资用于基建和其它项目的。而2007年中国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4.5%，西藏更是达到17.5%，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商业周刊》评论说：“这些发展都增加了少数民族对数以百万计汉族移民的种族仇恨，因为汉人取得了那些修建新公路，新机场和新发电站的高技术高报酬的工作。而汉人也同时经营着城里大多数的小私营生意例如餐饮和零售业等。因此，在583美元的整体中国平均农村收入还不到城市收入的三分之一的情况下，这种差距在西部就更为极端(那里的城乡人口大致是以城市汉人和农村少数民族划分的)。西藏的农村收入是393美元，只有城市收入的大约四分之一，新疆稍高一点，也只有444美元。”
在中国，民族歧视到处可见。藏族青年失业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教育都是通过汉语进行。只有15%的藏人能有某种形式的中学教育。中国已经废止了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制度，这项制度的废止对藏人更加不利。《远东经济评论》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在2006年，大群藏族大学生曾在拉萨游行示威，他们抗议在一个政府提供的100个工作机会的招聘会中，最后只有两名藏族青年获得了职位。政府对此类情况的回应总是说这是‘市场’的选择。这种对市场能力的崇拜甚至能使米尔顿 • 费里德曼感到自愧不如。”
中国政府的沙文主义态度更加恶化了少数民族因为社会不公而引起的不满。大多数群众都不认同中国共产党及其特权的官僚自称自己代表社会主义或是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荒谬说法。为了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并且为了巩固部份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支持，当局越来越大力地宣扬中国民族主义。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中国自古以来“天朝上国”的骄傲感以及周边“蛮夷” 的臣服，如藏人这些少数民族，还有朝鲜人和日本人等亚洲民族。为了宣扬这种意识形态，中国的领导人当然也引用中国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历史。
中国政府利用西藏动乱把藏人描绘成暴力和落后的宣扬更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媒体不断播放藏人烧毁汉人商铺和车辆的画面，并且指出大多数的伤亡均来自于藏族 "暴徒" 对汉人的袭击。官员们甚至声称下一轮的暴乱将会是 “敢死队” 的自杀式袭击。中国政府还组织海外华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爱国“示威”反对“藏独”份子。在中国，在法国总统萨科齐威胁不出席奥运开幕式后甚至出现了抵制法国商品的行动，情形就如2005年一些中国青年举行的带有沙文主义性质的反日游行一样。
大汉族沙文主义的受害者不止是藏族人。在新疆也有类似的情况，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也要求得到基本的民主权利。虽然中国有一千万的满族人，可是能说满语的只剩下不到一百人了。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根本不重视对这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保存。在民族政策方面，中国政府的态度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为了与中国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国以色列加强关系，中国政府近年来突然承认几乎已经被遗忘好几百年的中国犹太人的合法权利。
西藏民族主义是没有出路的。近年来达赖喇嘛已经放弃了西藏独立的要求转而寻求与北京对话，这是因为部份的西藏流亡精英希望在资本主义和一定程度自治的基础上回归繁荣的中国。更激进的组织例如藏青会则提出了“自由西藏”的主张并且公开反对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在西藏群众将会继续被这个或那个拉萨的资本家集团剥削的情况下，无论是维持现状还是以上的两种路线都不会是解决的方法。
经济落后的历史
造成西藏现在这个状况的首要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无力解决中国仍待完成的民族民主任务。无论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还是1949年后的中国斯大林主义者们都没能把基本的民主权利扩大到少数民族并使他们融入到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之中。至于西藏的精英阶层，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多次地表明了他们是如何地向各个强权屈服的。
虽然中国的少数民族只站中国总人口的不到10%，他们却居住在中国大半的领土上。而藏族则历来是主要少数民族中最贫穷的，一直居住在与世隔绝而荒芜的青藏高原。千百年来，西藏的社会发展从来没有超过半游牧半农业的经济水平。这个地区长期以来都由地主贵族支持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佛教神权统治着。大多数的藏人都是为寺庙和地主劳动的农奴。佛教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是由于它宣扬劳苦大众今世的痛苦是缘于他们上世的孽障，因而起着麻醉群众的作用。
那些今天主张“自由西藏”的人都竭力地要证明西藏国家的历史存在。但是由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极端落后，西藏统治阶级一直在政治上十分虚弱。除了在公元七至九世纪统一西藏的吐蕃王朝，青藏高原一直是被割据的封建主和僧侣集团所瓜分的。佛教神权的中心统治地位来自于十三世纪时在中原建立蒙古王朝的忽必烈汗，他入侵西藏后利用其僧侣制度使他的权力合法化。从此以后，中原王朝对西藏的宗主权一直延续到明清两朝，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而中原的皇帝不仅是西藏世俗的统治者，他还被尊为诸佛之一，是“文殊菩萨”的转世。
现代的所谓西藏“独立”是中华帝国体系衰落和瓦解以后才开始出现的。随着北京势力的式微，西藏成为了俄国和英国在中亚“大博弈”的一部份。1904年，英国从殖民地印度派出一支远征军远征拉萨，屠杀了成百上千的西藏士兵。虽然英国没有正式吞并西藏，英国政府却通过一个强加的条约使西藏实际上沦为了英国的半殖民地。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中国只能承认英国在西藏的主导地位。
1911年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并且提出了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为了把西藏纳入统一的民族市场，他第一个提出了修建青藏铁路。但是孙中山的国民党从来没有实现过这个宏大的目标。中国资产阶级的无能体现了它屈从帝国主义的软弱性以及与寄生的地主阶级的紧密关系。清朝垮台后，中国就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西藏就这样维持着默认的“独立”，也是就说处在英国的监管下。英国把西藏分成了前藏和后藏，并且在1914年把9万平方公里的西藏领土划入了印度的西北部。虽然英国承认其余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历任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这一割让。但是因此而产生的“麦克马洪线”却成为了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导火索。
弱小的国民党政权是靠着1925至27年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运动高潮，才把军阀打败的。他们是通过莫斯科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叛卖政策而取得政权的。由于中共被迫服从国民党使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1927年得以把中国工人阶级扼杀在血泊之中。但即使在蒋介石势力的顶峰时期，即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以前，他的政府也没有取得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大部份西部地区的控制权。
“解放”西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政治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抛弃了工人阶级以及国际社会主义的目标而转向了农村游击战。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后毛的农民军上了台，但这并不代表着社会主义的胜利。毛主义的政权镇压了城市的工人阶级并宣布要和没有逃向台湾的那部份资产阶级一起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
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并不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联合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纲领的一部份。相反，中共的“新民主主义” 纲领的基础是要把中国变成“强国”的民族主义目标，它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企图和部份中国农民盲目排外的情绪。50年代时毛也承认，“大汉族沙文主义” 已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民族矛盾。
现任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于1935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在两岁的时候就被选为13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他在1940年的坐床大典得到国民党政府派驻代表的认可，国民党还在拉萨重新建立了一个代表机关。随着英国在1947年给予印度独立，英国也离开了该地区，从而造成了地缘政治上的真空。西藏的噶厦内阁非常敌视北京的新“共产党”政权，于是频频地在伦敦和新德里之间游走以图保留西藏的自治。
解放军在1950年入藏主要是为了不让西藏成为像台湾那样变成另一个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的反攻基地。西藏的命运就这样被卷入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之中。在开始的时候，美国和英国都没有对噶厦政府的求助感兴趣。但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华盛顿就开始注意西藏了。中情局在50年代早期就招募了达赖喇嘛的两个兄弟，并最终招纳了大半个西藏政府。
在1951年解放军打垮了弱小的西藏军队后，噶厦政府被迫接受了北京的“17条协议”。约定保证了拉萨管治的地区将保留高度的自治权，但同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份。毛泽东不仅没有号召贫苦的西藏农民起来革命，他还保证了西藏的佛教僧侣集团和贵族的特权。毛泽东并没有像在中国其他地区那样在西藏废除农奴制，甚至没有进行有限的土地改革。
这项政策为将来的冲突埋下了祸根。由于没有得到西藏群众的支持，中共冀望能通过以西藏第二号活佛班禅喇嘛为首的“爱国上层份子”来统治西藏。解放军大量驻军的沉重负担落到了贫困农民的头上，酿成了反华的情绪。当毛泽东最终实施土改和更激烈的集体化政策时，这些官僚的方案既没有考虑到对西藏的半自给自足状态的农民和牧民的影响，也缺乏必要的技术资源。这些措施并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使得西藏的精英得以利用广泛的不满以达到他们自己反动的政治目的。
1959年叛乱
1956年，土改在西藏引发了大量的反抗。其中一些叛乱集团是由美国中情局武装和训练的。但是，1959年爆发的规模更大的暴动就已经不单单是由外国特务或地主煽动的了。这次暴动是源自西藏群众对解放军的军事占领和中共干部的沙文主义的普遍仇视。这正发生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建立农村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实验遭到灾难性的失败，并由此发生的大饥荒之后。
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与中国后来宣传的相反，共产党极少发动西藏的农民，也没有公开地倡导社会主义或者阶级的觉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西藏农民终会把阶级利益摆在首位而支持共产党。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改良政策，西藏农民得到的最好待遇就是 ‘被善意的忽略'，而最遭糕的是成了被剥削的一种廉价劳动力资源。”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P.134, Pimlico)
达赖喇嘛并没有像流行的说法那样领导1959年的起义，而只是成为了以贫农和手工业者为主的示威者们的一种号召的符号，他们不仅反抗中共，也反对旧的地主阶级。1959年3月10日，在中国军方要绑架达赖喇嘛的谣言中，拉萨的贫民们发起了示威游行。这场运动很快就使噶厦这个早就在与北京的关系问题上分歧深重的政府瘫痪了。一部份官员乘机煽动反华情绪，而达赖喇嘛则企图既安抚群众又安抚北京。但是达赖喇嘛的调和努力以失败告终，解放军的部队进攻拉萨并打死了成千上万名武装低劣的起义者，从而迫使他逃离了西藏。
中共官方的说法是这场叛乱是达赖喇嘛为了图谋恢复农奴制。但实际情况是，毛泽东在知道达赖喇嘛逃亡后的第一反应是：“我们输掉了”。他把达赖喇嘛当作是一件关键的政治工具，并且在初时只是声称他是被叛军“绑架”了。只是在达赖喇嘛开始公开发表反共言论后，中共才指责他是“叛国贼”。虽然有美国的支持，西藏的流亡政府却从未在国际上得到承认，部份原因是美国的另一个盟友—在台湾实行独裁统治的国民党—坚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
1966年毛泽东为了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打击派别对手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藏人对中共当局的敌意变得更加严重。1964年善意的批评过毛的西藏政策的班禅喇嘛被批斗，标志着毛泽东开始对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进攻。毛的那班迷失的青年所造成的一些最严重的破坏就在西藏发生。红卫兵们为了显示扫除“封建残余”的决心，在西藏捣毁了很多佛教庙宇和文化遗产。
中共对西藏的政策突然变成了强迫性的融合政策。像在中国各地一样，藏人被机械地划分为 “贫农”，“中农” 和 “地主” 等，然后跟据这些划分对他们分别进行优待和虐待。藏人被迫参加各种向毛效忠的集会并且要他们放弃传统民族服装而改穿毛式制服。但是这场运动很快就停止了，因为中共的内斗成了政局不稳的威胁，而红卫兵的破坏又激发起了工人阶级的反抗，使得动乱超出了官方“文革”的范围。这时军队就动员起来进入包括西藏在内的各地控制局面和进行镇压。
60年代的时候西藏的流亡政府本来还指望通过华盛顿的支持而重夺政权，但是在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政府恢复正常关系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面对经济的停滞以及与苏联关系的日益紧张，毛泽东实用主义的与美国建立了盟友的关系。这是对他自己夸夸其谈的反帝言论的一种讽刺。在中美签订的协议中，美国承认了北京对台湾和西藏的主权，从而把得美国的一些反共盟友，包括达赖喇嘛和蒋介石打入了冷宫。而中情局对小规模的西藏游击队的武装训练也很快被裁减掉了。
华盛顿和北京的妥协标志着中国开始对外国资本开放，这个进程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及邓小平上台后大大加快了。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的废止使得包括西藏地区在内的农民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因为这些公社已被证明了是一种经济上的灾难。作为意识形态 “解放” 的一部份，中共致力通过恢复西藏的“传统”文化和重建庙宇来修补与佛教僧侣集团的关系。
市场改革
在大量外资的推动下，中国的市场改革的繁荣并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加深了国内的社会矛盾。随着以前有限的社会安全网被瓦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统治产生了尖锐的社会两极分化和深刻的不满情绪。
贫穷的西藏地区发生的示威抗议历来被证明只是更大动荡来临之前的预兆。1989年1月十世班禅去世后, 广为流传的谣言说他临死前曾讲西藏在1949年后是得不偿失在西藏引发了一场社会动乱。现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当时是西藏的党委书记，他以暴力手段镇压了当年3月拉萨的骚乱，导致数十计甚至数以百计的人死亡。拉萨的暴动是更大范围不满的一个症状，因为4月就爆发了由全国学生和工人发起的要求民主改革和社会平等的示威抗议。在经过激烈的内部讨论后，中共当局在1989年6月4日用残暴的军事手段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
天安门事件的幽灵至今仍然在不断地困扰着中国政府。在1989年爆发的所有社会矛盾只是被随后汹涌而来的外资更一步恶化和加剧而已。西方领袖们在示威被镇压时流下了鳄鱼泪，实际上全球大企业的CEO们都明白中国政府展示的暴力是向他们保证会镇压工人阶级任何的反抗。西藏的社会分化之所以尤为突出是因为繁荣的经济发展和庞大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只是使得藏族人被边缘化。
《经济学家》在4月10日指出：“实际上今天西藏的情况比80年代后期的动乱更加不稳，一位北京的藏学家王力雄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对中国统治的怨恨情绪已经扩散到了西藏的农民和国企工人。‘西藏上一次1987年的大乱和1989年导致拉萨戒严的暴乱其实都只涉及到了僧侣，知识分子和学生，’ 他说，‘但是今天的动乱却波及到了其它藏区和各阶层的群众。’”
解决西藏人民的问题决不能依赖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的谈判，或者指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小国。一个分离出去的西藏是永远不会有独立和民主的，也不会有能力满足人民的基本社会需要。如果西藏没有在1950年被归入中国，它将会跟邻近的尼泊尔或者不丹一样成为在专制君主统治下的贫穷的附庸国。要想知道“独立”西藏的命运就看看那些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产生的中亚共和国吧，那只是大国之间相互争夺的玩物而已。
中国以及整个邻近地区的民族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在于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愈演愈烈的民族和种族冲突是世界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危机的又一个病症。比较于20世纪早期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进行的跨越语言、种族和宗教界限，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现代的民族运动无一不是具有排他性和倒退性的。这些运动所谋求的不再是摆脱帝国主义，而是积极寻求在大国的支持下分割出一个资本主义的小国，从而剥削他们“本国”的工人阶级。
在资本追逐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驱使下，西藏融入了中国和世界经济，从而也把西藏群众带进了中国和国际工人阶级的行列。西藏人民缺乏民主权利的状况和所受到的社会苦难，全中国和周边包括印度在内地区的数以亿计的工人也在忍受着。西藏人民对社会平等和民主权利的追求只有通过与全中国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推翻中共政权，并使之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份才能实现。
总之，这需要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反对所有形式的斯大林主义的漫长斗争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并且在中国建立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支部作为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层。